三重壓力視閾下中美貿易沖突的特點與前景

作者:未知

西甲积分榜 www.llkxvd.tw   摘要:特朗普上臺以來,中美貿易沖突的走向跌宕起伏,雖然當前中美之間已達成初步的貿易協定,但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走向仍充滿變數。通過分析實際狀況,可以發現引發本次貿易沖突的關鍵因素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三重壓力:一是美國面臨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壓力;二是美國受到來自國際產業分工變化的壓力;三是特朗普政府受到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在三重壓力之下,當前中美貿易沖突呈現出三個主要特點:一是經濟措施逐漸成為美國應對結構壓力的戰略新抓手;二是產業分工變化的壓力使得以高端產業為主的一系列競爭成為中美博弈的新焦點;三是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使得中美貿易沖突呈現出跌宕起伏的特征。綜合這三重壓力的作用與影響可以預見:結構壓力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產業分工的壓力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而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又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存在階段性降溫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從長遠來看難以完全終止,因而在貿易沖突的不同階段,雙方更傾向于借助在多個領域內達成有利于自身的一攬子協議,謀求相對優勢以緩解壓力,進而以圖后計。
  關鍵詞:貿易沖突;中美關系;美國國內政治
  中圖分類號:D822.3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9)06-0068-09
  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4月4日,白宮發布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對中國輸美的1333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這標志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此,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加征關稅的同時,中美貿易沖突的影響也逐漸蔓延至雙方人員的往來與交流、專利?;び爰際踝?、貿易規則的制定與修改以及人民幣匯率等議題。2018年11月,受中美貿易爭端影響,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發表聯合聲明的APEC峰會。盡管2018年12月2日和2019年10月12日中美兩國接近達成部分貿易協議,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其貿易問題得到了根本性解決,中美雙方在知識產權?;?、貿易規則制定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分歧仍是博弈焦點。
  鑒于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特朗普上臺以來的中美貿易沖突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然而,當前對于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的動因、影響、前景走向及特征的相關研究和論述大都從較為單一的角度分析,雖然能夠解釋當前中美貿易沖突某些方面的原因和特征,但總體來看較為缺乏解釋力。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視角大都將中美沖突的原因歸結為貿易逆差、產業競爭等,這對于解釋為何美國增加關稅具有較高的解釋力;然而,該視角難以解釋中美貿易交鋒的深層次原因及其呈現出的動態變化。權力轉移視角往往把中美貿易沖突的原因歸結為體系層面的因素,認為由中國崛起而帶來的體系壓力迫使美國對華采取貿易戰;然而,該視角缺乏對于特朗普政府的聚焦。單元層次的視角認為特朗普對華采取強硬貿易措施是為了兌現自身的競選承諾和應對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競選承諾和美國國內問題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即都是對廣大選民的整體福利加以回應;單元層次視角雖然更加聚焦于特朗普政府,但其實際上并沒有從整體上分析特朗普政府行為的驅動因素。
  針對當前研究的不足,筆者在此引入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視角,即從系統層次和單元層次對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對華貿易戰進行歸因,并總結其特點,分析其演變前景。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及發展,其在繼承新現實主義的前提下強調單元內部因素對國際行為體的影響。與現實主義的其他流派相比,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優勢在于能夠對較為微觀和具體的國際互動提出更為有力的解釋。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對華貿易戰是一個較為微觀和具體的行為,其必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且不同因素的動態變化必然影響中美貿易沖突的整體走向。因此,借鑒強調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因素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對其進行分析,一方面可以更為全面地剖析其爆發的原因,另一方面則可以更好地解釋其演變特性并預測其走向。對此,筆者將從體系層面的結構壓力和產業分工壓力及單元內部的壓力出發對中美貿易沖突進行系統、綜合的剖析。
  一、美國對華采取強硬貿易措施的歸因
  在國際社會中,影響國際行為體(本文主要指國家行為體)之間互動的因素主要包括行為體所受到的來自體系的壓力、行為體自身的利益追求以及來自行為體內部的壓力。就國際行為體面臨的壓力而言,主要包括客觀與主觀兩部分:客觀方面主要是來自體系的壓力和自身內部次級單元所施加的壓力,主觀方面主要是國際行為體為了達到某種目標所受到的阻力。通常來說,對國際行為體施加壓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國際體系以及與自身主觀意愿不一致的客觀環境要素。為了維護或追求自身的利益,行為體在面對體系壓力時需要對此做出適當的回應才能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面臨與自身意愿不一致的客觀環境時,行為體往往愿意在付出一定成本的情況下通過自身的行為來改變當前狀態,以期達到自身的目的。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走向也受到來自外部體系的壓力、意圖維持自身地位的壓力以及緩解來自自身內部壓力的影響。
  1.美國面臨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壓力
  國際體系應由相應的國際行為體、國際規范以及格局所構成。其中,國際格局主要是指大國之間的實力分配和大國之間的戰略關系。國際體系的變動主要取決于構成要素的變化。一般單一要素的變化難以改變整個國際體系,但兩個以上的要素發生變化時,國際體系往往會隨之改變。近年來,中國的日益崛起和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在客觀上對國際體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國際規則方面,中國在經濟、金融領域的話語權逐漸擴大。2010年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提高至4.42%,成為第三大股東國。2014年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立,總部設在上海。2015年中國提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落地,總部位于北京?!耙淮宦貳背櫚穆淶睪腿嗣癖夜駛痰耐貧?,對當前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經濟秩序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在這之后,2017年12月美國政府發布了特朗普執政以來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正嘗試改變國際秩序,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美國所面臨的結構壓力主要源于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結構壓力有三個衡量指標:體系中的大國數量(極的數量)、實力分布狀況(失衡程度)以及與潛在或實際霸權國的相對實力比較(實力差距)。當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的實力對比朝著不利于守成國方向發展時,守成國受到的安全壓力就會隨之增大。為維持其霸權,守成國必然會對此做出回應并對自身進行調整。一些證據表明,當前美國社會有種觀點認為,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正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2015年蘭德公司在《美中軍事記分卡:軍隊、地理和持續演變的力量平衡(1996-2017年)》中指出,美國的統御范圍正在逐漸收縮。在未來5到10年,如果美軍和解放軍大致延續當前的發展軌跡,美國在亞洲地區的統御范圍將逐漸收縮。2016年蘭德公司在《與中國開戰:不可思議之議》中提出:由于美國軍事優勢的下降,美國再也無法確保一旦與中國開戰,戰事將按其設想發展;但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損失將遠遠大于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前提是在常規戰爭的情況下)。反言之,如果雙方動用核武器,則不會存在最后的“贏家”。為了維護霸權,在避免最壞情況發生的同時阻滯新興大國的崛起成為守成國的一個重要議題。把崛起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通過全方位的手段來阻撓其崛起也是守成國的必然選擇。2018年1月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概要)》表明國家間的戰略競爭已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國家安全關切,并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強硬且更顯深意的貿易措施也由此接踵而至。
  美國的世界主導權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對世界格局中權力分配的主導,主要體現在政治和傳統安全領域;二是對全球公共領域治理意義上的主導,主要體現在經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三是對國際道義制高點的主導,主要體現在價值觀領域,即美國充當的“自由世界燈塔”角色。當前,中美結構性矛盾尚未體現在國際領導權的競爭上,矛盾焦點主要體現在對未來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地位的競爭上。過去四十年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成就和未來良好的發展預期是美國壓力感的主要來源。在世界權力發生轉移之前,往往會經歷大國之間國際經濟地位的競爭,經濟實力的競爭是未來國際領導權競爭的基礎。因此,美國首先要做的就是預防性地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借助貿易手段讓中國陷入“經濟壓力陷阱”就是其重要體現,也可以看出美國試圖使中國因經濟改革無法深入而失去崛起機遇。
  2.美國受到來自國際產業分工變化的壓力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在不同國家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時,自由貿易可以增進貿易參與國的整體福利,貿易結構也由國際產業分工決定。由于不同國家的要素優勢不同,且商品生產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因而每個國家都可以選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參與國際貿易。當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時,自由貿易不僅可以使生產能力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有效配置,同時也能夠使生產要素實現在世界范圍內的均衡分配,從而進一步提高參與貿易國的福利。從國民經濟的角度來看,以高端產業為主的國家在人均產值上往往遠高于以低端產業為主的國家。以瑞士為例,該國經歷了多年的和平發展后,建立起發達的金融、精密制造、大宗商品貿易、奢侈品等高附加值產業。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瑞士的人均GDP已超過8萬美元;相比之下,盡管經歷了多年高速發展,高度依賴中低端制造業的中國2018年人均GDP不足1萬美元。這也是為什么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對于私有資本的充分尊重、對于產權的充分?;ひ約岸宰時局鵠形墓睦浞質頭帕爍鋈說鬧腔酆陀?,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繁榮昌盛的重要原因。但私有資本和自由市場也有其固有缺陷。私人資本的過度“逐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產業空心化。加之受到人力成本上升的影響,中低端產業資本的回報率將逐漸下降,使其被逐步淘汰。在極端情況下,大部分的資本將涌入回報率最高的虛擬經濟行業。而在該過程中,伴隨中低端產業被逐步淘汰的將是產業工人大面積、結構性地失業。從20世紀末以來,美國的主要精力大部分放在高新技術、虛擬經濟上,甚至做著通過控制世界產業鏈的頂端來實現維持霸權國地位的美夢。然而,進入21世紀后,繁華背后的負面作用很快顯現。先是美國制造業進一步外流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后是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和由“次貸?;幣⒌娜蛐越鶉諍P?。盡管在此之后美國力圖實現“再工業化”,但收效甚微。毫無疑問,該過程所帶來的失業問題、社會問題必然會通過選舉、國會、壓力集團等渠道影響美國的對外決策。而在當前國際產業分工中占據主要中低端產業的中國就成了美國決策者面對這些壓力時的最好借口,同時特朗普也希望通過對中國采取有針對性的貿易措施使得制造業能夠回流美國本土。
  從國際產業分工的動態發展來看,一個國際或地區經濟行為體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國際產業分工,比如曾經的“亞洲四小龍”和日本。但大國與小國在產業升級上對國際產業分工的影響在性質上存在根本不同。小國的產業升級對于國際貿易來說最多在有限的領域和產業造成一定規模的影響,而大國實現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影響將是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重構。比如,一旦中國完成產業升級,掌握現在被發達國家壟斷的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支柱產業,憑借更加完整的產業鏈與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那么發達國家的產業甚至整個經濟將可能陷入被動境地,而中國則可能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拔得頭籌。從這個層面上看,中美之間就不同的關稅政策、產業措施和貿易規則而展開的激烈斗爭將是必然的。因此,中國關于實現產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被美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3.特朗普政府受到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
  在國際體系中,來自國內的壓力也被稱為單元內部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單元內部的“團體”以及單元內部的政治結構??夏崴埂せ熱銜欽謂峁顧茉熗蘇喂?。美國貿易政策形成的內部壓力主要來自公眾、議會和利益集團。有學者基于“民主政府一利益集團”模式構建起了一種關于美國貿易政策制定的菱形博弈分析框架。在這一框架中,影響美國貿易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包括總統、國會議員、利益集團(壓力集團)和公眾。前兩者屬于貿易政策供給方,后兩者為政策需求方,并且這四方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因而美國貿易政策在實質上可以看作是它們之間彼此博弈后的均衡結果。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包括國際貿易委員會、商務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內的美國政府部門對于制定和執行貿易政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但其主要是通過影響總統或國會的決策來間接地施加自身影響,并且其權限和職責在很大程度上是總統和國會博弈的結果。此外,政黨政治對于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也是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一般來說,美國的兩大政黨分別代表了國內不同社會群體的經濟利益,在對外貿易政策上往往呈現相互對立的立場;美國的政黨在貿易政策方面的競爭主要是在政府、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權力分配格局基礎之上展開的。   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主要面臨著來自民眾、利益集團及國會的壓力。在民眾方面,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當選一定程度上標志著美國國內政治格局開始了新一輪政黨重組,以白人藍領階層為代表的反建制派和本土主義勢力成了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并且特朗普與其支持者之間的利益捆綁態勢日趨增強。這些白人藍領階層是美國全球化過程中的失意者,被收入下降、失業以及疾病等問題所困擾。為回報這些人的支持,把目標鎖定在從全球化過程收益較多的中國就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不二選擇。因此美國通過對華采取更為激烈的貿易措施,試圖減少貿易逆差,使制造業回流。在壓力集團方面,特朗普政府主要受到來自鋼鐵、汽車以及高科技行業等相關協會的影響。美國鋼鐵產業協會總裁丹吉澤克曾將美國制造業的問題歸咎于中國對鋼鐵產業的過度補貼。在國會方面,對華強硬似乎已成為各方的共識。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威脅要向中國提高關稅時,獲得了參眾兩院的雙重支持,當其意圖解除對中興的部分制裁時,遭到了國會部分對華強硬派議員的反對。
  此外,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政策的過程中,觀眾成本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之一?!骯壑誄殺盡鋇母拍鈑燒材匪埂し崖滋岢?。在這一概念中,他認為國際?;概惺艿焦詰墓刈?,如果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威脅對手后選擇退讓,會遭到國內公眾的懲罰。其中,國內政治觀眾主要包括反對黨、競爭對手、國會議員、官僚、利益集團和關注傳媒的大眾等。因此,領導人在做決策時必須注意是否會招致民眾的失望。。有些學者對這一概念提出了批評,但其支持者們依然強調,在現實生活中觀眾能夠直接對決策者產生制約和影響,嚴重時甚至會影響下次選舉的結果。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從競選伊始就提出要對中國提高關稅,還發表了一系列諸如“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等高調言論。這讓特朗普在成功當選后不得不“兌現”承諾。2018年,中國也有針對性地采取了反制措施,這無疑進一步提高了特朗普政府想要緩和局勢的觀眾成本。
  二、三重壓力視閾下中美貿易交鋒的特點
  1.經濟措施逐漸成為美國應對結構壓力的戰略新抓手
  歷史上,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往往通過武力實現。據哈佛大學學者的研究,在歷史上16次守成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中,12次發生了戰爭。相比之下,當前中美所處的時代背景與以往截然不同,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中美兩國都是合法的“擁核”國家,一旦發生武裝沖突或爆發戰爭,損失將是雙方都難以承受的;二是當前的世界正處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已成為主流,這也意味著占據優勢的國家會更加傾向于通過非武力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因此,從第二點上看,將中國置于無法逃脫的困境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讓中國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才是最符合美國戰略經濟利益的。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羅伯特·阿特會認為歐亞大陸大國問的深度和平屬于美國的重要利益,因為這將直接關系到美國的其他利益,影響著美國人民的生活質量。0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的貿易戰、金融戰、關稅戰成了美國阻滯中國崛起的重要抓手。而這也反映出今天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與以往美蘇之間的戰略競爭有著本質區別。
  從橫向上看,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與美歐、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存在本質區別。美國對華采取的貿易措施不僅有平衡貿易逆差之意,還有著阻滯中國崛起之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程度上中美貿易沖突更為激烈。與對中國采取的措施相比,美國與歐盟、日本的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個別商品的關稅上,例如鐵和鋁的關稅。而美國對華征收關稅的稅率和總額都遠高于歐盟和日本。二是在平衡雙邊貿易逆差的問題上,美國的對華措施與對日措施不同。中國和日本都是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同時又都是美國主要的貿易逆差來源國。為了平衡貿易逆差,美國一方面要求日本擴大對美國的投資和對美開放更多的市場,另一方面則是要求其購買更多的美國軍火。而對于中國,則是要求其從美國購買更多的農產品和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物資,但在中國需求較大的高新技術領域依然采取封鎖措施。三是美國對歐盟、日本采取貿易措施的動機與對華動機不同。相較于對華動機而言,美國對歐盟和日本采取的貿易措施更多體現的是“在商言商”,考慮得更多的是經濟層面的因素。而其對中國采取的貿易措施,一方面是為了平衡經濟上的逆差,另一方面則是借此機會對中國經濟進行打壓,以弱化中國崛起的經濟基礎,有著更多政治和戰略層面的考慮。
  從縱向上看,當前的中美貿易沖突與20世紀以來美國發起的兩場主要貿易戰相比有著更為特殊的戰略背景,在性質上也有很大差異。一是所處環境不同。美國在20世紀20-30年代對以英、德、法為代表的西方大國打貿易戰主要是受經濟?;撓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主要是受美日貿易逆差以及美國國內經濟“滯脹”壓力的影響。相較之下,當前的中美貿易戰發生在后冷戰時代全球化令各國聯系更加緊密的情況下,這使得雙方之間貿易戰的成本遠高于過去;另一方面,當今世界雖然充滿不確定性,但并未發生類似于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即貿易手段并非解決分歧的最佳選擇。二是對象的性質不同。不論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對歐洲國家的貿易戰還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戰,都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集團內部的利益再分配,其更多關注的是經濟層面的收益和成本。反觀當前的中美貿易沖突,兩國不僅在國家性質上不同,更是存在著崛起國和守成國的結構性矛盾。三是手段和目的不同。與20世紀美日、美歐之間的貿易戰相比,中美貿易沖突在背景和性質上的差別直接決定了美國對華采取的措施、手段和目的的不同。美國對華不僅采取貿易上的手段,還輔之以金融、貨幣、匯率上的伎倆,還意圖通過把貿易、金融、關稅等手段納入其一系列對華“組合拳”中,與南海問題、朝核問題、臺灣問題形成相互聯動的效應,以達到阻滯中國崛起之目的。
  2.產業分工變化的壓力使得圍繞高端產業的一系列競爭成為中美博弈的新焦點
  馬克思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生產力包括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三個構成要素??蒲Ъ際跏巧χ兇鈧匾囊蛩?。從歷史上看,成功的崛起國都是科技上的領先者,科技的發展帶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又催生產業革命,并最終推動社會革命。恰恰在這個過程中,崛起國奠定了在未來主導國際社會所需的物質和精神基礎。第一次工業革命推動了英國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使得僅占世界人口約2%的英國在工業、貿易、金融、制海和海外殖民等方面達到了全球霸主的地位,最終成就了“英國治下的和平”。而后,統一之后的德意志和內戰剛結束的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搶得先機,根據自身優勢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邁入強國行列。尤其是美國,盡管起步較晚,但因其在新工業技術革命中處于領先地位,經濟發展迅速,最終后來居上,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此外,美國今天依然能夠保持世界強國的地位,和它在二戰后又一次引領第三次科技革命密不可分,并且其至今在科技上依然保持著領先地位。   目前,中國部分產業技術正由中低端逐漸走向高端,中美之間的產業互補性在逐漸減弱,競爭性在逐漸增強。2007-2008年,中美之間出口依存度均同時達到10%以上的行業有10個,這說明中美之間以互補性的產業貿易為主;2015-2016年,中美之間出口依存度均同時達到10%以上的行業只有7個。兩國的產業結構和比較優勢等因素的變化決定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不可避免。2018年以來特朗普就不斷指責中國“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和高技術,并對中國商品征收500億美元的關稅以平衡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帶來的損失。一份來自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的報告宣稱中國每年從美國“竊取”的技術價值大約在225億美元至600億美元之間,并敦促特朗普對中國展開“301調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列出了對中國征收關稅可能覆蓋的十大高科技產業,并且明確宣稱美國“希望”中國放棄《中國制造2025》計劃。為了限制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美國一方面繼續對中國企業實行技術封鎖,例如禁止中國企業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另一方面,對于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人員流動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2018年5月29日,美國國務院稱特朗普政府計劃縮短向中國公民發放的一些簽證的有效期限,機器人、航空、高科技制造領域的研究生僅限一年簽證。雖然特朗普政府此項政策的具體目的不得而知,但受限制的領域與《中國制造2025》計劃有著密切的聯系。
  18世紀中葉開啟工業文明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中國也深刻地認識到: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是全面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國在科技上的趕超對于美國的霸權來說是一個根本性挑戰。中國在科技領域一旦實現對美國的趕超,由此帶來的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將會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基礎。更令美國擔憂的是,科技趕超的實現將意味著中國能夠在技術層面通過設立“中國標準”、提供公共產品、影響公共輿論等方式對美國霸權的“合法性”與“有效性”提出挑戰。如果沿著“科技的發展帶來經濟的繁榮,經濟的繁榮推動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最終促成大國的崛起”這么一個邏輯,不難發現,此次貿易沖突中美國在技術方面對中國所采取的措施暗含“釜底抽薪”之意,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以高端產業為主的一系列競爭會成為中美雙方貿易談判的焦點。
  3.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使得中美貿易沖突呈現出變化不定的狀態
  從美國國內來看,美國對華采取激烈的貿易措施是特朗普政府急于在短期內振興國內經濟的集中表現。一是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金融服務領域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這使得大量中低端產業逐步轉移至海外,導致產業空心化,大量藍領工人失業。2008年金融?;?,美國經濟復蘇緩慢。為振興美國國內經濟,平衡貿易逆差,要求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商品并對中國商品征以高稅就成了其必然舉措。二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主要支持者為白人藍領階層和農業生產者,為回饋并繼續取得其支持以及履行競選期間的承諾,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讓中國大量購買美國的農業產品和能源資源,另一方面通過金融和稅收手段讓中國加大對美投資,迫使在華美企撤資回國以振興美國國內經濟。三是美國國內經濟的振興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基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不管是采取軍事防務措施還是通過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來實現該口號或維護其霸權,都必須以國內經濟的振興為基礎,否則那些偉大的目標和動聽的口號都將是空中樓閣。因此,為了在短時間內實現其目標,特朗普采取了與國際規則和秩序背道而馳的“美國優先”政策。除中國外,美國也對其盟國采取了激烈的貿易措施,還通過金融手段對他國“剪羊毛”。
  正是由于美國對華采取激烈的貿易措施是特朗普政府的應急之策,其必然受美國經濟形勢變化和不同利益集團的制約。隨著中美貿易沖突的加劇,美國國內部分利益團體和民眾的部分利益因此受損,進而影響中美貿易沖突的整體走勢。例如,當中國宣布對美采取反制措施后,美國的農業領域就受到了不小的壓力,進而導致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黨在美國國會的中期選舉中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因而,2018年12月2日特朗普與習近平主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期間舉行的“習特會"JZ就貿易問題進行磋商,并達成了部分共識,具體包括:美國停止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將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產品關稅由10%上調至25%的措施,繼續維持10%的稅率不變;中國將同意從美國購買尚未達成協議但數量巨大的農業、能源、工業和其他類產品。隨后,中美貿易戰似乎朝著好的一面發展:先是2019年1月7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的中美副部級經貿磋商普遍被外界解讀為距中美達成最終貿易協定又近了一步;隨后2月21日至24日的中美經濟對話又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于24日在其推特賬戶上宣布將推遲3月1日上調中國輸美商品關稅的計劃;接著在3月28日至29日的第八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中,雙方再一次取得新的進展。
  然而,隨著美國國內經濟呈現出明顯的復蘇跡象,特朗普政府似乎又有了打貿易戰的資本。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在其推文中說:“4月份新增了263,000個工作崗位,失業率達到自1969年以來的最低點?!泵攔凸げ渴菹允?,2019年4月,美國失業率下降到3.6%,低于預計的3.8%,達到自1969年12月(3.5%)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失業率連續第31個月低于5%。隨后,特朗普在5月10日宣布對華輸美的20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并指示開始啟動對另外從中國進口的約3000億美元的商品增加關稅的程序。這一行為遭到了美國國內部分利益集團的反對。2019年10月,面臨著即將到來的連任選舉和國內黨爭的壓力,特朗普政府又與中國在貿易協定上取得了重要進展。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使得中美貿易沖突呈現出變化不定的狀態,時而停戰在即,時而戰火重燃。   三、中美貿易沖突的前景
  1.結構壓力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難以從根本上解決
  隨著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及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中美戰略競爭進一步升級,競爭關系日漸成形。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在該報告中,中國被提及的次數高達33次,更為重要的是,這份報告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凸顯了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轉變。美國進一步升級對華貿易沖突,更深一步介人中國南海問題,有針對性地舉行美日大規模兩棲登陸演習,以及對華大打“臺灣牌”等動作進一步印證了美國對華的戰略定位。
  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是一個持續性的復雜過程。美國對華的戰略認知及具體的戰略調整同樣是一個長期過程。早在冷戰結束后,美國就開始重新思考與中國的戰略關系,“中國威脅論”也應聲而起。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制造業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并逐步深化國內改革,經濟迅速崛起。而這直接導致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主要體現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和對華政策中對“巧實力”的突顯。在這期間美國不僅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在釣魚島問題上為日本站臺,推動“薩德”入韓,在貿易領域也同樣采取了更為強硬的舉措。特朗普執政后,在對華戰略上完成了從“合作加制約”向“戰略競爭為主”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繼續強化針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中國崛起是一個持續性的長期過程,這一過程也是美國不斷受到壓力的過程。該過程的長期性與持續性決定了中美戰略博弈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貿易作為中美戰略博弈的重要領域,出現摩擦不是偶然,而是一個必然現象,貿易摩擦難以在短時間內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2.產業分工的壓力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有可能進一步升級
  當前中美貿易交鋒的焦點不僅集中在增加關稅的商品份額上,更在于以科技為基礎的國際產業鏈安排上。21世紀國際競爭的實質是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較量。而科技的創新和率先突破又是綜合國力競爭的制高點。對此,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在爭先搶占先進制造技術的制高點,并紛紛在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傳統制造業的同時,結合本國產業特色,聚焦優勢領域,打造先進制造業王牌。中美兩國也不例外。
  在當前的貿易交鋒中,美國一方面提出要讓中方禁止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減少對企業的補貼,另一方面又給中國高新技術公司進入北美市場設置重重障礙,意圖在通過先行優勢占領產業制高點的同時阻止中方利用后發優勢對其發起挑戰。這是目前中美貿易談判的難點。結構性博弈對于雙方來說往往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美國要維持其霸權、中國要實現崛起都必然依賴自身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高端領域的支配權,而這必然是雙方交鋒的關鍵點。美方為了迫使中國接受美方意向的結構性改革方案,不排除通過將其與南海問題、臺灣問題、朝核問題等議題相掛鉤的方式進一步升級局勢以施壓中方的可能。如果這樣,將有可能進一步導致雙方之間的沖突復雜化和激烈化,甚至將有可能綁架整個中美關系。
  3.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存在階段性降溫的可能
  中美貿易沖突具有長期性與復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將遵循線性發展的模式。美國對華采取強硬貿易措施的動因不僅來自體系壓力和對中國戰略性科技趕超的擔心,還來自美國國內的多變性壓力。美國的國家制度決定了決策者在做出外交決策之時必須要考慮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選民意愿、政黨利益、國會選舉以及連任選舉的壓力。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政黨的首要任務是贏得選舉,而要贏得選舉就必須贏得較多的選舉票數,因此就必須考慮到選民的意愿和訴求。
  選民的意愿和訴求是動態變化的。不同選區選民的意愿和訴求很多時候是非常不同的,有時甚至互相對立。美國的政黨為了贏得選舉都會極力去滿足多數選民的要求。候選人成功當選為執政者之后,為了保持支持率,必然要竭力履行其在競選期間對選民做出的政治承諾。然而總統在兌現政治承諾時,經?;崠ゼ捌淥渭藕橢С制淥蜓∪說難∶竦睦?。特朗普政府在明知只有通過改變美國自身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擺脫產業空心化、失業率高、貿易逆差大等問題的情況下,為了在兌現競選承諾和回避國內深層次社會矛盾之間取得平衡,對“公平貿易”進行曲解。然而,貿易沖突的部分代價將不可避免地由美國人民來承擔。因此,當貿易沖突影響到美國人民的生活質量、造成選民不滿時,他們的訴求和意愿就會發生改變。而決策者這時將不得不調整對外經貿政策,避免激進貿易政策給自身及所代表的政黨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和國內選舉政治的特點,決定了其在具體實施對華貿易措施時具有階段性特征。當美國國內在對華強硬戰略上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且決策者認為可以通過對華采取較為強硬的貿易政策以實現其政治目的時,中美貿易沖突將朝著較為激烈的方向發展。但是,當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到美國選民的切身利益并造成選民的不滿情緒時,美國政府將不得不降低沖突的激烈程度,甚至可能通過與中國達成階段性共識和協議以安撫選民。從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沖突的歷程來看,特朗普政府對華采取極其強硬的貿易措施,對華征稅總額和稅率一再上升。然而,受美國國內民眾訴求變化的影響,其又于2018年12月與習近平主席就貿易沖突達成了某些共識,緩和了雙方之間的部分緊張情緒。因此,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存在階段性降溫的可能。
  綜上所述,體系層面的壓力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的長期性與復雜性并存,這也將伴隨中國崛起的整個過程。而美國國內壓力的多變性又決定了中美貿易沖突在不同階段的激烈程度,因而其存在階段性降溫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從長遠來看是難以完全終止的,雙方更傾向于在貿易沖突的不同階段借助暫時性妥協達成涉及多個領域的一攬子協議,進而以圖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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